演出结束时，没人鼓掌。
不是冷漠，而是震撼。
一位拄拐的老人颤巍巍走过来，拉着男孩的手，用沙哑的声音说：“你画的那些……我也梦见过。年轻时我想学唱戏，我爸非让我种地。这一辈子，我就再没碰过锣鼓。”
男孩仰头看他：“那你现在还能唱吗？”
老人愣住，眼眶忽然红了。
当晚，村里几位老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件事：恢复“幸福村夜话”。那是几十年前的传统，农闲时大家围坐一起讲故事、唱民谣、说心事。后来渐渐断了，因为“没人愿意听废话”。
林浩然离开前一天晚上，参加了第一场重启的“夜话”。
地点就在小学操场。篝火燃起，村民们自带小凳，围成圆圈。没有人主持，谁想说话就站起来。
第一位开口的是李素芬老师。
“我丈夫十年前病逝，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为了让他们上学，我偷偷去山上采药卖钱。有一次摔伤了腿，躺了半个月，没告诉任何人。我怕别人说我撑不住，怕学校换老师。”她说着说着哭了，“我一直以为坚强就是不说苦，可现在我才明白，承认软弱，也是一种勇敢。”
第二位是那个偷铅笔女孩的父亲。他低着头：“我知道她偷笔是因为我没本事买。我喝醉打老婆，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可我不想改，因为一改，我就更不知道我是谁了。”人群沉默。他抬起头，“但我女儿演完那场戏后，我昨晚翻她床底下的画……我看了两个小时。她画了好多我们家的事，比我记得还清楚。我……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做个不一样的爸爸。”
第三位是那位曾梦想唱戏的老人。他清了清嗓子，竟真的哼起一段早已失传的地方小调。声音苍老却有力，像从地底涌出的泉水。唱完，全场掌声雷动。
林浩然坐在角落，静静听着。他没有发言，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下：
>“真正的改变，不在某一次演出的成功，
>而在于当一个人终于说出‘我错了’，
>另一个人愿意回应：‘我听见了。’”
次日清晨，他准备启程。临行前，李素芬交给他一封信，是四个孩子联名写的：
>林叔叔：
>你说你是路过的人，
>可你让我们第一次觉得，
>我们不是被遗忘的孩子。
>现在我们成立了“山洞剧团”，
>每周六晚上在后山那个洞里排练。
>下一部戏叫《火把照亮的地方》。
>我们会继续画，继续演，继续说真话。
>如果有一天你也看到了，请知道??
>那束光，是从你带来的火种里生出来的。
他读完，轻轻将信折好，放进内袋，与阿茹娜的信放在一起。
出发前，他在黑板上留下一句话：
>“当你终于敢说出那句憋了很久的话，
>不管有没有人听见，
>你都已经赢了。”
车驶离村庄时，晨雾还未散尽。后视镜里，那所破旧的小学渐渐模糊，唯有那块“真心话墙”在阳光下一闪，像一面不肯熄灭的旗帜。
与此同时，呼伦贝尔草原剧场“朝暮之间”迎来了第二次“自由诉说日”。
这一次，台上来了一位年轻母亲。她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声音颤抖：“我生下这个孩子时，剖腹产伤口感染，疼得整夜睡不着。我婆婆说：‘女人哪有不疼的？忍忍就过去了。’我老公说：‘别矫情，别的妈妈都这样。’可我真的快撑不住了……我想过跳楼，但我怕孩子变成孤儿。直到我在网上看到‘回声行动’，才知道原来产后抑郁不是软弱，是病。”她抬起头，泪水滑落，“今天我说出来，不是为了博同情，是想告诉所有正在熬的女人：你不是疯了，你是需要帮助。”
台下，一位中年护士站起身，走上前抱住她：“我接生过上千个产妇，以前总觉得‘挺住’才是坚强。现在我知道，允许自己脆弱，才是真正的勇气。”
下午，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走上台，手里拿着一张奖状：“我数学考了满分，全家人都夸我聪明。可没人知道，我每天晚上都要躲在厕所里抠手，直到流血。我怕考不好，怕让爸妈失望。我试过吃安眠药，被妹妹发现了。她抱着我不撒手，哭着说：‘哥哥，你别走。’”他深吸一口气，“我不是天才，我只是害怕失败。”
台下一位父亲当场落泪。他站起来说：“我儿子去年自杀了……就因为他觉得考不上重点高中就没脸见人。如果我能早点听见这样的话，也许……也许他就不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