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黄楚贤没有急着安慰，而是轻轻哼起一段旋律??正是《第一个音符》的主歌前奏。她一边哼，一边低声引导：“你现在能摸到琴键吗？哪怕只是碰一下也好。”
女孩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声，像是挪动身体。接着，一声轻微的“哆”从话筒里传出。
“很好。”黄楚贤笑了，“再来一次，这次我们一起。”
两人隔着千里之外，合奏了一个八度的C音。简单至极，却让女孩突然哭了出来。
那一晚，她们聊了两个小时。最后，女孩说：“我想写一首歌，写给我爸。他去年车祸走了，我一直不敢提，怕我妈更难过。但我梦见他站在舞台边，鼓掌。”
“那就写吧。”黄楚贤说，“明天我教你用手机录下来，发给你妈妈听。”
挂断电话后，黄楚贤翻开笔记本，在最新一页写下：“**每个不愿发声的灵魂，都在等待一个允许哭泣的理由。**”
三个月后，“回声计划”累计接听来电三千六百余次，整理出一百二十三首由来电者创作的原创歌曲。其中一首名为《爸爸的皮鞋》的小诗被谱成曲，在儿童心理健康论坛上播放时，全场肃然。
与此同时，阿木随“音籽社”前往四川大凉山参与新一期试点。这一次，他不再是被动接受帮助的孩子，而是作为“少年导师”，指导其他孤僻学生通过打击乐表达情绪。
第一天上课，有个小女孩蜷缩在墙角，拒绝参与任何活动。阿木没有强迫她，只是抱着非洲鼓坐在她对面，缓慢地敲击着同一个节奏型，一遍又一遍。
整整三天，他每天如此。
第四天早晨，小女孩悄悄爬过来，把手放在鼓面上，跟着他的节奏轻轻拍了一下。
那一刻，阿木哭了。他想起一年前的自己，也是这样被人一点点唤醒的。
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我现在明白了，我不是被音乐救了，我是被‘有人愿意等我’这件事救了。”
而在北京某高档小区的一栋公寓里，一场家庭风暴正在上演。
十二岁的林小雨躲在房间里，死死抱住自己的尤克里里。门外，母亲怒吼着：“我说了多少遍！你要考重点中学，不是来玩乐器的！这些东西能当饭吃吗？”
父亲试图劝阻：“孩子喜欢就让她学吧，又不影响学习。”
“影响不大？”母亲冷笑，“上次月考退步十名，就是因为她晚上偷偷练琴！你以为我不知道？凌晨一点还在哼歌！”
房间里，林小雨咬住嘴唇，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琴弦上。她打开手机，点开“听见者”的纪录片，戴上耳机，将音量调到最小。画面里，张禹舟蹲在农民工子弟学校门口，给那个瘦小男孩别上徽章，说：“你发出的声音，值得被世界听见。”
她反复看了五遍。
第二天上学途中，她在地铁站停下脚步，鼓起勇气掏出尤克里里，弹唱了一首自己写的短歌：
>“我不是笨小孩
>只是心里住着一只不肯睡觉的蝉
>它总在夜里唱歌
>唱给所有装睡的大人听”
起初没人注意她。渐渐地，有人驻足，有人拍照，有人默默录视频上传网络。
当晚，这段视频冲上热搜，标题是：《那个在地铁站唱歌的女孩，让我们看见了多少被压抑的童年》。
舆论迅速发酵。教育专家发声：“艺术不是减压工具，而是人格成长的重要路径。”心理学家撰文指出：“禁止孩子表达情感，等于切断其心理自救机制。”
一周后，林小雨的母亲红着眼眶走进女儿房间，手里拿着一张报名表。
“市青少年宫新开了个音乐创作班……要不要试试？”
林小雨愣了很久，然后扑进母亲怀里嚎啕大哭。
这一幕被记者拍下，后来成为《人民日报》评论版配图，配文写道：“最好的家庭教育，是从说‘你可以试试’开始的。”
时间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