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也是英语成绩的10%会被计入总分的第一年。
元旦早上的头条一登，京市二条胡同的新华书店门口就大排长龙。
难得放一天假，罗雁起得比平常稍晚些，看到报纸的时候还是太迟，只能手里捧着语文书，坠在队伍的最后面慢慢往前挪。
等排到她的时候，售货员率先开口：“只剩《英语代名词用法》，要吗？”
前两年英语只作为高校录取参考，罗雁压根没怎么放在心上，这会也不管是黑猫白猫，把书夹在胳肢窝下，搓搓冻僵的手：“要，多少钱？”
售货员：“四毛六。”
现在满城的待业青年，衍生不少治安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小偷小摸多。
罗雁掏钱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比贼还像贼，拿到找零赶紧揣好，抱着两本书走到自行车跟前放进车筐，把围巾拉到能盖住鼻子，风风火火地骑回家。
刘银凤正好有事要出门，还走到胡同口，远远看见女儿，再眨个眼，孩子已经到跟前。
她道：“你慢点，当心摔了。”
罗雁猛地捏住刹车：“妈，您上哪？我捎您。”
生锈的零件发出刺耳的声音，刘银凤脑袋下意识往后仰：“不用不用。书买到没有？”
罗雁：“有。”
刘银凤：“那你回去读书吧，桌上有脆麻花，边吃边看啊。”
罗雁嗯一声，到家的时候把后半句话给忘了，跟她爸打个招呼就回房间看书。
罗新民今天也放假，把手边的收音机关上，嗑到一半的瓜子收起来，蹑手蹑脚地出门去看胡同里的老伙伴们下棋。
一直到吃午饭的点，他才来敲女儿的门：“雁子，吃饭了。”
罗雁应一声，拿着书出去边吃边看。
刘银凤罗新民夫妻俩已经习惯女儿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这件事，没有出声打扰，连咀嚼的动作都放到最轻。
父母本来就是话不多的人，但罗雁不知怎么觉得太安静，仰起脸左看右看，恍然大悟：“我哥不回来吃饭吗？”
刘银凤：“你忘了，今天建国结婚。”
跟学习无关的事情罗雁通通左耳进右耳出，哦一声没再接话，忽然眼睛有点不舒服，用手背搓了搓。
罗新民见状：“是不是读得眼睛疼？身体要紧，晚上还是早点睡，我看你屋里的灯都亮到十二点。”
罗雁：“我们班好些人都学到两三点，我算睡得早的了。”
这么熬哪能行，刘银凤：“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有半年才考试。”
罗雁不喜欢让父母为自己操心，顺着说：“知道啦，我晚上早点睡。”
她说着早点，其实晚上还是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
每当这种时候，她都很庆幸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和京市去年人均不到四个平方的住房面积相比，罗家的居住空间还算宽敞。
因为罗新民早年在战场上立过功，左手没保住，左脚也不太方便，建国后组织上安排他在国棉八厂后勤处上班。
人安定下来，自然想有个家，他就用伤残抚恤金买下丰收胡同13号院的这三间东厢房。
搬进来的时候他手里头没余钱，只把左间房劈成不均匀的两部分，采光好的用来住人，靠里面的作为厨房，中间则是客厅和餐厅，右间是主卧室。
这个格局到结婚有孩子都没变过，一直到77年，插队六年之久的罗鸿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