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曜点头：“共鸣才是真正的病毒。”
就在这时，林浅急匆匆推门进来，脸色发白：“出事了??陈国栋老师住院了。”
众人一惊。
“怎么回事？”王曜猛地站起来。
“脑溢血。”林浅声音颤抖，“医生说长期高压加过度劳累。他在最后几天一直在偷偷整理我们提供的数据集，试图推动国家标准二期修订，加入方言变体模块……结果被内部审计组发现异常访问记录，遭到约谈质询。”
办公室陷入死寂。
韦志远一拳砸向桌面：“这群人到底想怎样？人家拿命在拼，他们却拿公章当刀！”
王曜沉默良久，缓缓坐下，打开视频会议软件，拨通了一个从未使用过的号码。
等待接通的时间里，他想起十年前那个暴雨夜，自己蜷缩在城中村出租屋里，听着屋顶漏水滴答作响，一边修着别人丢弃的收音机，一边看一本破旧的《图灵传》。书中有一句话深深烙进心里：
>“有时候，反抗的方式不是对抗，而是创造。”
画面亮起，对面是一位戴眼镜的老妇人，面容清瘦，眼神锐利。
“你是王曜？”她开口，声音低沉却有力。
“是。”王曜直视镜头，“您是周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终身顾问，国家信息化战略专家组前成员，也是当年最早反对“智能监控全民化”的学者之一。七年前，她因公开批评某人脸识别项目侵犯公民权利，被迫提前退休，此后几乎销声匿迹。
“你知道找我有多危险吗？”周院士冷冷道。
“知道。”王曜平静回应，“但您也是唯一能打破僵局的人。”
他将LifeOS的发展历程、政府打压、陈国栋的遭遇、以及目前民间自发传播的情况一一陈述，没有渲染情绪，只有事实与数据。
讲完后，屋里一片寂静。
良久，周院士开口：“你们做的这件事，早就超出了技术范畴。”
“是的。”王曜点头，“它是关于尊严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不能公开支持你。”她说，“但我可以召开一场‘闭门学术研讨会’，邀请残联、教育部、工信部的部分非实权专家参会。议题定为‘边缘群体数字包容的技术路径探讨’。你们的数据，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匿名提交。”
“足够了。”王曜轻声道。
“还有一条路。”周院士顿了顿，“我认识《南方纪事》的一位记者，叫苏岩。他曾报道过盲童入学难事件，被封笔两年。但他一直没放弃调查性写作。如果你愿意冒一次险，我可以安排你们见面。”
王曜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画面：热娜抱着破损平板的眼神，卢旺达女技术员在诊所点亮制氧机的瞬间，贵州女孩说出“舍不得告别”时哽咽的声音……
他睁开眼：“见。”
三天后，广州白云山脚下一家老旧茶馆。王曜戴着鸭舌帽和墨镜，坐在二楼临窗位置。窗外细雨绵绵，茶香氤氲。
脚步声响起，一名穿着风衣的中年男子坐下，放下录音笔。
“我是苏岩。”他说，“周老师告诉我，你要讲一个‘不会出现在新闻里的故事’。”
王曜点点头，取下墨镜。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讲述了LifeOS诞生以来的所有真相：从凉山村落的第一台翻译手套，到B3层地下室的日日夜夜；从缅甸灾区的应急网络，到南疆孩子们藏在馕饼里的“燎原包”。他没有隐瞒任何细节，包括资金来源、暗网发布、与境外志愿者的合作。
苏岩全程未打断，只在关键处记下笔记。结束时，他抬头问：“你不怕我把这些交给上面换赦免？”
“怕。”王曜坦然道，“但我也相信，真正做过母亲的人，不会忍心掐灭一个听障孩子第一次喊‘妈妈’的机会。”
苏岩怔住。片刻后，他低声说：“我女儿三岁失聪。她学会说第一句话那天，我哭了整整一夜。”
他收起录音笔：“稿子我会写。标题都想好了??《无声者的火炬》。”
一个月后，《南方纪事》内刊（非公开发行）第137期刊登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深度调查报告。由于未上网，未署名，仅通过私人渠道在体制内高层流转，反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关注。
据林浅后来透露，某次国务院专题会议上，一位领导拍案而起：“我们花了billions建智慧城市，却让老百姓靠地下网络教聋儿说话？这是进步还是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