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了倪星河和马明煦。倪星河的弟弟都长这么大了，”慈安用怀念的语气说，“哲彦呢？他离开了吗？”
“他不想再见到我了，因为我瞒着他做了一件那么大的事，还害你——”野川停下来，生硬地把话题转回去，“生气了，他说我引用，‘心凉了’，小桃兵也解散了。他云游四海去了，给我留下那个店面。”
慈安不说话了。“你呢？”两个人沉默良久，野川试探地问。
“噢。”慈安从自己的沉思里醒过来，“治疗了一年，就回去继续读书了。去英国读了硕士，在音乐公司工作了几年，觉得还是想回来。”
为什么想回来？为什么愿意重新和我见面？为什么能这么老神在在地坐在我的对面？野川想问，但是他不敢。他试着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从来没想像过你当老师的样子，”他说，“你的学生们直接喊你的名字呢。”
慈安不好意思地笑了。“是，”他说，“我不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固执着某种教师的权威进行教育活动是好事。”
“果然是你。”野川冲慈安做了个举杯的手势，“冲这句话，我欠你一个举杯。”
“不不不，”慈安笑着拿食指关节点了点鼻子，“这句话不值得什么东西。这应该是教师们都应该明白的事。尤其我教的是艺术——乐理与作曲，确切地说——更不应该试图依靠社会建构出的权威，来获得孩子们所谓的‘服从’。我不希望孩子们是出于向权威本身而不是我的知识向我‘服从’，或者说‘服从’这件事本身就是我讨厌的。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帮助者’，甚至‘治愈者’，这样才能帮助孩子们进行更有益的成长。”
野川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段对话长得就像他们刚认识的时候的样子。如果他们真的只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这时候野川应该已经向他索要联系方式了。但是这奇妙的感觉在于，这是这十年来第一次跳出他们复杂的关系，去重新回忆这个人。说“奇妙”或许很奇怪，因为这个过程同时加重和减轻了他的负担。
“看来是喜欢读福柯的音乐老师了。”野川说，“其实大学老师们如果真的能超越‘规训’的规训，放弃传教和一些自我满足的想法，大学教育会比现在好更多。”
野川能看出这是慈安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十年前他们经常聊到的话题。就像之前一样，他们多聊了一会儿福柯和巴迪欧，又往前一些聊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在这个过程中野川甚至多点了一杯鸡尾酒。小桃兵，他点的是，他在兴奋的时候总会想喝一杯小桃兵。
后来他们从哲学家又聊到了音乐家，野川坦白了自己的古典音乐启蒙是几部通俗的音乐剧，慈安还教他怎么欣赏德彪西。这真是好长的对话，野川抽空想了想，这也真是好轻松的心情。
最后野川试图替慈安埋单（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种原因甚至是“这一次我买，下一次你来”），但因为慈安已经提前付好钱了而作罢（野川来这里喝酒是不可能付钱的，无论如何也不会付自己那部分钱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因为付账的事情讨论多久，很快向小荣就过来收走了餐具。
“你们真的坐了好久，”向小荣走的时候说，“但马明煦说他不打算多收你们占座费了。那我的小费呢？”
“知道了，”野川说，“我会算在这个月的工资里一并给你的。”
他不会的。但他喜欢看别人因为自己说混账话时的表情，所以他嬉皮笑脸地冲向小荣晃了半天脑袋。回过神的时候慈安在看着他，眼睛里面亮亮的，这次估计是把灯光也揉碎，装饰在眼睛里当作他自己发的光了。
“怎么了？”野川问他。
慈安摇摇头，“你们关系真好。”
野川有点儿不知道要怎么回应这句话，就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或许我们应该一起出来吃个晚饭。”慈安突然说。
“好啊，”野川想也没想地，“等等，”这才反应过来，“你在——你在约我出去吗？”
慈安露出了一个介于紧张和害羞之间的表情，“是的，”可声音里听起来一点儿犹豫也没有，“我前几天见你的时候就想这么做了。你愿意以恋爱为前提，和我试着约会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