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非常重视列宁的上述思想，在《矛盾论》中，他认为辩证法既是宇宙观又是方法论。说它是宇宙观，是因为客观的物质世界原本就是发展的；说它是方法论，是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宇宙观反过来认识世界并指导革命工作，才能获得成功，才能发挥辩证法宇宙观的功能。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所谓分析矛盾，就是认识世界；所谓解决矛盾，就是改造世界。可见，《矛盾论》既着眼于从宇宙观的高度来剖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又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也是《矛盾论》的重要理论特点之一。
3。对内因和外因关系的精辟论述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65]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强调唯物辩证法主张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其二，是唯物辩证法并不排除外部原因，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每一事物都处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交互作用之中，它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因指事物内部的矛盾，它是推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第一位的原因。为什么说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是根据呢？因为内部矛盾是事物存在最深刻的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本质，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自然界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的发展。
但可能有人会问，根据牛顿的惯性定律，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就不能引起物体机械运动状态的变化。在这里似乎外因是第一位的了。其实不然。物体机械运动状态的变化，外力的推动固然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该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究竟发生什么状态的变化，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它自身的质量和状态等内因。就是说内因仍然是第一位的原因。正是由于辩证法坚持内因是根据的观点，才有力地反驳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或被动论，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那么，坚持唯物辩证法是否意味着排除外部原因呢？不。
我们很容易理解，无论温度如何适当，只能使鸡蛋而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因为只有鸡蛋才具备孵出小鸡的内在根据。所以，外因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事物的外部条件视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同样，孤立地强调内因的作用，否认外因的作用也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割裂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否认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另外，由于整个物质世界的无限广大，由于事物联系得极其复杂，内因和外因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在一定场合和一定条件下是内因，在另一场合和另一条件下则为外因。反之亦然。
现代系统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作为一个系统，即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统一整体而存在和发展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和层次性，这些都是事物内部矛盾所具有的特性，同时，系统运动还具有开放性，即系统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环境是任何系统存在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系统作为整体来说，其内部的各个子系统都是内部因素；而从子系统来说，一个子系统对另一个子系统的影响和作用，则是一种外部的因素或条件。现代系统论的这些思想，都是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科学佐证。
从哲学发展来看，毛泽东的论述既反对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又克服了否认外因作用的片面性。强调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思想，补充和丰富了前人关于“自己运动”的思想。
《矛盾论》用了一定的篇幅，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66]。后来这种思想在实践中发展成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它引导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这样说，这一方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独创性的科学结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同样要继续贯彻这一基本方针，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更不是盲目排外。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建设社会主义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不能将自己孤立在世界之外，拒绝外援和学习外国的长处，这就要实行对外开放。
在“两种宇宙观”一节中，毛泽东已经清楚地指明了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集中表现在对待矛盾法则的不同态度上。为了对矛盾法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也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矛盾论》做了如下的构思：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在深入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矛盾，什么是辩证矛盾。
1。辩证矛盾的含义
“矛盾”一词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初是指思维或语言中的逻辑矛盾。《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一个卖兵器者，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一方面吹嘘他的矛如何如何锋利，“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意思是他的矛是无坚不摧的；另一方面又吹嘘自己的盾是如何如何坚固，“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说它经得起任何兵器的进攻。这时有人问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如果用你的矛来击你的盾，结果会如何呢？商人张口结舌，顿时语塞，众人则哄堂大笑。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讲的就是这样一种逻辑上的矛盾现象，意指一个人不能自圆其说。从此“矛盾”就被人们用来表示互相抵触的情况。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在形式逻辑中有一条基本定律，叫作同一律，其基本内容是：在同一思维（即对同一对象的同一方面的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思想（概念或判断）其自身是同一的，逻辑公式表示为“A是A”。同一律要求思维具有确定性，违反同一律就会犯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与同三
一律相关，形式逻辑中还有一条矛盾律，其基本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具有不相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逻辑公式表示为“A不是非A”。《韩非子》中的那则寓言，巧妙地表达了同一律和矛盾律的逻辑要求，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合逻辑。
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作为思维规则是重要的，违反它就不能保证思维的确定性，就会产生思想混乱和逻辑错误。但同一律和矛盾律只是反映了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它不能反映事物和思想的发展变化。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将形式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做了严格区分。不允许思维活动前后发生逻辑矛盾是一回事，承认客观事物内部包含着矛盾，是另一回事。所谓辩证矛盾就是相对于形式逻辑中的矛盾而言的，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即指客观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关系。在我国古代哲学中，“阴阳”是最古老的矛盾概念，在欧洲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首次提出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的学说，认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列宁因此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67]。黑格尔第一次以唯心主义方式表达了矛盾即对立统一的思想，强调“矛盾这一规定”应该用“‘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来包括和表达，……这个命题比其他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8]，“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69]，“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70]，并且明确地规定了矛盾的基本内涵：“既对立而又统一，这就是矛盾。”[71]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沿用了这一定义，即认为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所谓对立面的统一，用我们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相反相成”。统一（同一）是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的，反过来，任何差别和对立又总是相统一（同一）、相联结的。辩证法的矛盾，就是特指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
（1）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
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观，其本质特征是全面把握事物的对立统一，这首先表现为提出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揭示矛盾普遍性的内涵。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曾列举阴阳、上下、大小、喜悲、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等现象加以发挥，初步认识到“一切事物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世界的进化和发展是由普遍存在的矛盾所致，也就是说他已经将世界的发展与矛盾联系起来思考了。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中国革命艰难复杂的历程不断加深了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的理性认识，革命斗争的丰富的感性经验更使他感到从哲学上总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矛盾论》对矛盾普遍性的理论论述，正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
毛泽东指出，矛盾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认识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72]。
为此，他引用了大量例证，从实证科学的角度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在他的大量引证中，一部分是被恩格斯、列宁引用过的，一部分则来自于他自己对矛盾普遍性问题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注意运用辩证法来分析党内的问题，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没有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论》对矛盾普遍性的阐发和论证，内在地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即主观思维中的矛盾现象，其根源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中。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73]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它强调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矛盾的普遍存在，因此，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正如列宁所说，应当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74]列宁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问题的阐释和概括很明晰，他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75]也就是说，在整个世界中，事事、时时都存在矛盾，矛盾即是事物，即是运动，即是过程。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论证，只寥寥数百字，却达到了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总结矛盾普遍性的目的，表明了毛泽东深刻把握哲学概念并清晰地表达哲学概念的卓越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实际上已从各个角度提出了矛盾普遍性问题，并对这个问题有过许多论述。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接近于矛盾普遍性学说的完成，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矛盾普遍性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进行完整的论述。《矛盾论》明确提出矛盾普遍性概念，并从内涵和外延的结合上，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界定，使这个概念最普遍地概括了世界的矛盾性，从而在前人特别是恩格斯、列宁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普遍本质——矛盾。
《矛盾论》中对矛盾普遍性的哲学阐述，不仅仅满足于阐明矛盾普遍地存在，存在于一切事物、一切过程中，而且花了较多的笔墨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运动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的错误，进而作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著名论断。
针对德波林学派的观点，毛泽东责问道，如果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那么在这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德波林的观点，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过程发展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外部。这样德波林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显而易见德波林的这种见解是错误的。
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76]
这里已经包含着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胚芽。《矛盾论》是1937年8月写成的，就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苏联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斯大林不再承认苏联社会存在着矛盾，第二年，斯大林又把“在共同性基础上的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说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如果我们将毛泽东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看法做一番比较，那么就更能看出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思想的深邃之所在。
毛泽东“差异就是矛盾”的哲学命题，曾招来国外有些学者的批评和责难。日本学者三浦友和认为，将差异和矛盾同等看待，是因为毛泽东忽视了同一，不能正确地把握矛盾的本质；苏联学者布洛夫则进一步认为，毛泽东将外在的不同和差异等同于矛盾，表明他没有克服朴素辩证法的局限性。他们讲得对不对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首先，毛泽东的“差异”，并不否定或排斥同一，是指矛盾双方未分化、对立不明显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同一的性质比较明显，而斗争的性质却较为隐蔽。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种同一，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已内在地包含着差异，并且规定了事物的矛盾趋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将差异视作矛盾的初发阶段，认为差异就是矛盾。[77]3。矛盾分析法是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