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信附着一块用塑料袋包好的饼干，已经有些发霉。
我把这封信读给了阿光听。他沉默良久，然后起身走进厨房，做了三十个豆沙包，装进布袋里，送到最近的一所孤儿院。
“替他们吃的。”他说。
几天后，孤儿院老师打来电话，说那天晚上，几乎所有孩子都做了一个相同的梦：一群穿着旧式校服的大孩子围坐在院子里，笑着吃东西，其中一个女孩说：“终于有人记得我们饿过了。”
与此同时，“清道夫”的反击变得更加隐秘而阴毒。
他们不再公开质疑，而是悄然渗透进教育系统，在教材修订中悄然删去“记忆守护运动”的相关内容；有地方官员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禁止学校组织“朗读日”活动；更有甚者，开始散布谣言，称“共忆之核”实为精神控制装置，长期接触会导致人格解离。
最令人痛心的是，一名参与“小小见证人”的母亲被丈夫强行带走孩子，并被告知：“你要再让孩子接触那些鬼故事，我就起诉你危害儿童心理健康！”
消息传开后，阿光连夜写了《致所有恐惧真相的大人》一文：
>“你们害怕的不是幻觉，是责任。
>你们怕的不是孩子看见亡灵，是孩子学会质问：‘为什么当时没人救他们？’
>可我想告诉你们??
>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沉默，才让悲剧延续。
>现在，孩子成了最勇敢的证人。
>他们不怕黑，因为他们知道，黑暗里也有值得倾听的声音。”
>
>“请别夺走他们这份勇气。
>那是你没能拥有的礼物。”
文章发布当晚，全国有**四千二百一十九**位家长留言：
>“我把信念给孩子听了，他抱着我说：‘妈妈，我不怕，我会保护那些看不见的朋友。’”
>“我小时候也常梦见那个穿白衣服的姐姐，我一直以为是我疯了。今天才知道，我不是疯，我只是早早就学会了听见。”
>“明天我就带孩子去放风筝。我要告诉他，风里有好多好多名字，我们要帮它们飞得更高。”
舆论开始逆转。
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记忆遗传现象”，心理学界开始重新定义“创伤跨代传递”；医学期刊刊登论文，指出某些特定梦境模式与家族史中的失踪事件高度相关；甚至有神经科学家提出假说：人类大脑可能天生具备接收“集体悲痛频率”的能力，只是现代文明教会了我们关闭它。
而我们，只是在帮人们重新打开那扇门。
秋天来临时，“家书计划”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将所有来信分类整理，依据梦境关键词、情感色调、地理线索进行匹配，尝试将信件“送达”对应的潜在记忆体。
技术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共鸣算法，能够识别文字中蕴含的情绪波长，并与“共忆之核”中残存的数据进行比对。当匹配度超过阈值时，系统会自动生成一封“回信”，由AI辅助润色，但绝不虚构内容??只允许使用已知事实、普遍情感和自然意象。
第一封成功送达的回信，来自一位年迈的妇人。
她曾在信中写道：“我一生未婚，无儿无女。但每到冬至，总觉得床边坐着一个小男孩，叫我‘奶奶’。我不知他是谁，也不敢应。今天，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如果你真是我的孙子，请让我抱你一次。”
三天后，系统生成回信：
>“奶奶。
>我是林田健一，生于昭和四十八年冬至，死于三岁高烧。
>母亲说那天雪太大，送医途中滑倒了。
>我没怪她，也没怪任何人。